愧无佳句酬知己，画个画儿替。

谁在悬崖沏一壶茶 温热前世的牵挂 而我在调整千年的时差 爱恨全喝下 岁月在岩石上敲打 我又留长了头发 耐心等待海岸线的变化 大雨就要下 风狠狠的刮 谁在害怕 海风一直眷恋着沙 你却错过我的年华 错过我新长的枝丫 和我的白发 蝴蝶依旧狂恋着花 错过我转世的脸颊 你还爱我吗 我等你一句话 一生行走望断天崖 最远不过是晚霞 而你今生又在哪户人家 欲语泪先下 沙滩上消失的浪花 让我慢慢想起家 曾经许下的永远又在哪 总是放不下 啊轮回的记忆在风化 我将它牢牢记下

我所知道的钱媛 
李长兰 
今天是乙酉年清明时节。提笔追忆逝去的钱媛，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慨，无尽的怀念。 尽管钱媛已去世多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依旧鲜活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她从未离开我们，还和我们在一起。 同钱媛相识是在1976年的暮春。其时，北师大外语系的师生都下乡劳动去了。我因怀孕留下编写教材，教材编写组的是钱媛。我在1974年调入北师大外语系时，除了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钱锺书之女外，其余则知之寥寥。首次合作共事，我得到的初步印象是她非常和蔼可亲且朴实无华，无半点名人后裔架子之虞。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记得有一次与钱媛在走廊（印象中是在外语系二楼东头楼梯拐弯的宽阔处）里不期而遇，她热情地同我攀谈起来。当时她亲切地直呼我的名字并没有带姓（此后她总是称呼我为“长兰”）。言谈中，她说我人很聪明（其实未见得），反应很快，见地也尖锐，英语基本功不错。接着她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能坐下来多读些书，工作上更加耐心、更加细心就好了。说实话，一段时间以来，我自觉教学效果不错，业务水平应付眼前教学任务游刃有余，便不自觉地放松了知识的更新和扩充。当时钱媛的这些话对我的震撼很大，她对我的评价那么中肯，那么切中要害，那么语重心长，令我至今无法忘怀。她是1959年大学毕业，我则是1965年大学毕业，我们年龄也就相差五六岁而已，但她却像个长辈在关怀着我，鼓励着我，讲出的话让人感到温暖，打心眼儿里乐意接受。 此后的许多年来，我们各奔东西，分别赴英国和美国留学。归国后，她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我。记得外语系要我新开设一门“视听说”课，随后还让我和另一同事合写口语大纲。作为主管专业教学副主任的钱媛，此时为我开出了一串参考书目，让我到系外文图书馆借阅并要求做读书笔记，而笔记的内容她要阅览。在她的督导下我当时真坐下来认真读了好几本英文书，还记了一大本笔记。她不无部分赶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时间太紧，她真想和我一起仔细、深入探讨“视听说”和口语课的教学理论与规律。我们的口语大纲完成后即交她审阅。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我们还未来得及交换看法，她就住进了医院。其间她曾托人捎给我两封信（实为两张便笺），因为她躺在病床上，因而字体有点歪扭，但是可以感觉到她在认真地书写，而且有板有眼，逐个地写出对口语大纲的意见和建议。直到我们去医院探望她，她还一直念念不忘这个话题。当时由于化疗她的头发没了，连眉毛也掉了，然而她精神颇佳，脸上也没有什么皱纹，白白嫩嫩的。我跟她开玩笑说：“你演小萝卜头可不用化妆了。”她也开心地笑了起来。因为我刚从法国回来不久，顺便给她捎去一块法国奶酪。她道谢后让阿姨放进了冰箱。她住院前，我也曾托她给钱先生带去一瓶法国产的婴儿沐浴液以免料老年人在洗浴时引起皮肤搔痒，她都为此表示谢意并铭记在心。 记得在病前的好长一段时间里，钱媛见到我总是说“忙”、“累”二字。她说老爸住院（还当我面夸过两次钱老先生，说他在医院“特乖”，从不乱叫哼哼，医生护士都喜欢他），他要吃流食，要把各种食物用搅拌机搅碎再装进保温瓶送进医院；她还要照顾婆婆家的患病老人……至于教学任务就甭说了，有师大的课、北大的课、还有北外的课（语言学），加上诸如教育部学术委员会成员之类名目繁多的社会工作，这一切简直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成天像个陀螺不停地转，想听也听不下来。我多次劝她要减压，要掌握度，要注意身体。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外语系楼前，见她怀抱一摞书匆匆走来，我禁不住又老话重提，话说得也多了些，重了些。说你这张弓拉得太满了是很容易崩断的，有些社会活动和工作能推就推吧，否则得不偿失，因小失大。记得我还举了中国科学院几位英年早逝的科学家的例子。满脸无奈地说，已经身不由己了。最终，她还是病倒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尽管这是在意料之中，但多么令人痛心、惋惜啊！钱媛对自己为之献身的教育事业忠心耿耿，甚至到了心中无我的境界。她做事极认真，极执著，极刻苦。她是学俄语出身的，改行后刻苦学习钻研，结果成为颇负盛名的英语教授。这当中除了家庭环境因素外，自己为此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啊。有一次，我向她打趣：你怕什么，有不懂的就请教你老爸呗。她一脸认真，严肃地说，老爸从来不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让她自己去查书、查字典，自己找答案，自己解决问题。她其讲过留学英国期间刻苦读书的事，有一年正赶上过圣诞节，整个学习宿舍楼就她一个人还在灯下苦学到深夜。 在我认识钱媛的20多年里，她的外表形象几乎没有多大变化，穿衣服总是中规中矩，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我从未见她穿过什么时髦货色彩鲜艳的服装，甚至在夏天也难见她穿裙子。她脚上总是磴着一双深色的平底皮鞋，一般是黑色的，印象中她连带点跟的皮鞋也没穿过。她发型永远是简洁、利落的直短发，我不记得她的头发曾烫过。此外，人们心目中的她永远是肩上挎着一只硕大的包，怀里抱着书，低着头一个劲儿往前冲。只是有一次在中午时分，我们几个家不住校内的同事聚在一起午餐聊天。我瞥见她在系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里站着与人说话，此时的她肩上搭着一条织了一半的深蓝色围巾，一边说话，手里一边不停地织着。我不免好奇地问，你还会织毛活呐！她应道，是给妈妈织的，已经织了很久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钱媛悠闲自在的样子。 钱媛走了，她走得那么匆忙，又那么恋恋不舍。她还有双亲没有尽孝，还有那么多想做而又来不及做的事！我一直在想，她对自己太严格了，甚至太苛刻了。她长期超负荷地工作，透支着自己有限的精力、体力个脑力。她惜时如命，甚至从来舍不得抽时间参加学校组织的例行体检，导致无法早期发现癌症的征兆。她是累死的，我一直这样认定。 钱媛，我的好同事、好领导、好朋友、好姐姐，你没走，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05年4月5日 清明节 


回忆我们的朋友和同事钱媛 
陈达星 
我们的朋友和同事钱媛离开我们已有好几年了，回忆共事的年月，一切都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钱媛同志为人正直，作风朴实，待人诚恳。毫不夸张地说，作用我们英语愈演愈教学这门学科的带头人、博士生导师，钱媛同志是一位治学严谨、知识渊博、学术思想正派、把培养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作用已任的一位的难得的教师。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病重住院治疗期间也是如此，一直到她闭上双眼离开人世。对她的逝世，我们感到痛心，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事、好老师，一位品学兼优的学术带头人。 提到我们英语专业研究生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不能不提到钱媛。语言与教学这门学科是在1987—1993年“中英合作培养研究生”项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合作项目”从开始筹划到圆满结束，都是她一手抓的。从向国家教委提出申请立案到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协商，从培养方案到具体的课程设置，以及项目的师资培养等，她一次又一次地和英方人员桌面上展开讨论，按我们中方的实际需要创建了这个“合作项目”，并提出为提高学科的质量每年派遣一名教师到英国学习，每年向我们免费提供一定数量的教学参考书等，都被英方接受了。在协商和制定方案的整个过程中，以及合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总结报告，都是她在共同讨论基础上亲自动手写成的，英方官员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和极高的赞赏。派来的每个合作专家都说和钱媛感到非常愉快，对她的人和学术水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英方的合作人员得知她的去世消息后感到非常的惋惜。 在教学上她非常重视创新，重视教学内容和学科新需要相结合，对各门课程都要求写出课程描述和参考书目，以及考核等具体要求。她在这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每堂课都有讲授提纲，讲解清楚，内容丰富，深受学生欢迎。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撰写和论文答辩等事宜，她都列出了明确的书面规定，我们今天仍然参照这些规定进行工作。她生病住院期间同样很关心教研室的工作进展情况，坚持躺在病床上阅读我们的教学报告以及指导她的博士生。 在学术问题上，她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常对我们说做学问来不得一点虚假。有一次外校寄来一篇申请职称的学术论文让她审阅，她发现其中有几段没有加引号的内容好像是某个外国作者的话。为了这个问题她花了一个下午时间去校图书馆查到了这本书，果然这几段未加改动被抄了起来。她将这几段文字复印出来，连同审阅评语寄了回去。后来，她还接到了该校寄来的一封感谢信。还有一件事就是研究生入学试题中命题人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对这句话的原文有人提出了质疑，命题人说是从新的版本中引用过来的。质疑人请钱教授，为让命题人心服口服，她查阅了六个不同版本，并且复印出来，用事实来说明正确与错误。以上仅是两个例子，在学术上她的态度始终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她是我们心木中的好人、好朋友、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她住院期间我们经常去看望她，希望她逐渐恢复健康回到我们之中来。主管大夫说她的腰椎骨受到了严重的病菌破坏而无法坐起来，只能躺在床上说话、喝水和吃饭。根据大夫的建议和推荐，我们到积水滩医院骨科为她订做了一幅护腰皮带，必要时也许可以帮助她靠着床头坐起来。然而，无情的病魔她的病情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有一天晚上，我们得知她病情告急的电话，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她就闭上了双眼离开我们大家而去了。这时，她还不到60岁。 她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她的为人和思想品质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时光易逝，但是她留给的回忆不会淡去。 2005年3月 陈达星，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给杨绛先生的一封信 苏美 Dear杨先生： 您好！ 这几天我常在回忆与您女儿相识的日子。我想在这里给您写一些有关她的事，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让您了解您女儿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 我和钱媛是在1978年去英国前培训时相识的，当时我们都去了大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另一批人去了大庆）。她给我的印象是学问好，待人真诚。从她那里我了解到了您一家在“文革”中的种种遭遇，以办公室为家。说来也巧，也一个时期，我和我女儿（那时她才5岁，我丈夫于1975年去世）也因住房问题借住在办公室了。了解到了这一细节，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近了。 在大寨的日子，我初次见识到她的深厚的英语功底。我有习惯，每次出门总是带些英语小说，闲下来就看看书。钱媛也向我借了本看。我知道她大学里学的是俄语，但令我惊讶的是阅读速度惊人，不过几个时辰就已看完了一本小说（可惜书名已我记不起来了）。看来她有一天一本书的本事，这是许多英语教师都做不到的。 在英国的日子里，她在Lancaster，我在London。第一年结束后，教委同意我们延长一年攻读硕士，但必须学Linguistcs。我不喜欢Linguistcs，非常羡慕钱媛本科生一起学Linguistcs，我也托她替我申请去她的系里当auditor，可惜没有如愿。其实我们都无知，不懂学位以后在国内会受到那么大的重视。我们只是想如何能真正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回国后能对教学工作和自身的提高有所帮助。钱媛坚持这么做了，并且以她今后教学和科研证明了她是对的，就像她父亲那样，扎扎实实地读书，不去追求什么空头的学位，浪费许多时间。回国后我曾问过她，没有念学位，系里对她有没有意见，她说没有。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她对学问的执著，教学工作的认真。两年的学习很快就过去了，回国之际，不少留学生们想的是带什么东西回家。首选的是彩电、音响之类（当时是1980年，这些电器设备在国内还很少见）。可是我记得钱媛仅带了一台很大的收音机（收录机？）。为什么？因为较好的收音机能收到清晰的精于短波广播，能为她的教学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新资料。此外，她还费心录制了许多磁带，有电台节目、诗人朗诵自己作品的有声资料等等。她把这些报给的资料都带回北京，赠给了北师大外语系（当时我也带回不少磁带，我们就相互转录，因此，我们系也都有她为我转录的资料，北师大也有我为她转录的资料。但我没有她那么无私，我只是让系里复制了所有的tapes，自己保存了母带，我家中还保存着她为我转录的tapes）。事后她曾告诉我，磁带全部给了系里，她自己要用，有时还借不到。 后来她第二次去英国，带回的又是一本本的书。在我上一次的信中我已告诉您她为我复印了好几本（六本？）stylistics方面的最新专著，使我能了解这个领域在国外的研究现状。 她的人格就是这样高尚，从不把知识视为自己的私产，总是乐意与他人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听到她的录音，读到好的新书。 在stylistics方面，她是国内权威（之一），教委委托她为该教程编写大纲，她所编写的practical stylistics是国内这类教材中教师的首选。同样，她对自己的作品也是毫无保留的，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她就曾把打印的稿子寄给我，我当时也在上这门课，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因为该书的系统性很强，实例又丰富，她对实例的文体分析更是精彩（现在在华南理工大学的秦君还私下问我借过钱媛的稿子，作为她撰写文体学入门一书的借鉴）。 她对我的帮助还不止于此。我们系里曾编写师范院校英语专业教材，她是教材的主审，是她提出来由我为其中第六册的课文编写文体注释。如果不是她的鼓励和帮助，我想我是不会完成这项工作的。 钱媛的身上还有一种美德，那就是她非常懂得尊重人、体谅人、顾全他人的面子。有一次我和她谈起有些人总是把一些词的读音读错，甚至把别人的名字读错，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不好意思去纠正他们，但会故意在他们面前用正确的读音重复该名字，希望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以为自己这样做已是很体谅人了，可是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如果她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十分小心，千万别在那人面前露出她知道如何正确读住那个字，以免令那人窘困。这件小事我一直记忆至今。她的宽容，她的大度令我折服尽管她学识渊博，却不会在人前卖弄自己的才学。她是一个真正懂得尊重人的人。 她的美德当然还不止这些。我想最了解她的人是您和钱先生。在这封信中，我只是杂乱无章地谈些自己的感受，以慰藉我自己的心情。 因为我不在上海，有些材料手头没有，所以这封信写得很乱，请原谅。 我在美国还要住一段时间，看了您的书，我常常感到惊讶不已，您那么有学问，却还会做那么多家务！钱媛也是，学问那么好，还会弹琴、绘画，还会缝纫，真是全才。 
祝 
身体健康 
苏美 
2004年1月6日 


忆老同学钱媛 
刘广徽 
钱媛离开我们已经将近八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时时出现在我脑海中。我们是中学同学，又是大学同学。虽都不在同一个小班学习，可是经常有联系。我们俩同时考上北师大俄语系，结伴去报到；一起练琴，为俄语系合唱团伴奏……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她品学兼优，是我们学习的模样。 那时，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师范学员的学生都可以享受免交伙食费的待遇，钱媛却说：“我家有个条件，应该自己交钱。”她每个月自己主动去伙食科长交饭费。 大学毕业后她留校任教，我在外地工作。没逢寒暑假我们总有机会见面。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坎坷的境遇和受到的打击，她没倒下。她镇定、坚毅，还是坚韧不拔地继续做学问。 后来，我调到北京任教，我们常常是在各自下班回家的路上相遇，彼此问候，聊上十几分钟，互通信息。得知她肩负教学行政、科研重担，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每次见到她脸上显得很疲惫，但谈起教学和工作她那样精神、兴奋，看得出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投入！直到她病重住进医院，我们每次去看望她时，总见到她躺在病床上还戴着眼睛，手捧着书本，有时还在写什么，改什么稿件……她总是那么孜孜不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登门，人已去
   陶然
   2004年8月12日是离开北京南归的日子，一大早，雨就下个不停。在所住的京师大学餐厅吃过自助早餐，郭丽军、张仁强及其夫人树西，还有我，便撑开从酒店借来的雨伞，走向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楼侧的那棵雪松在雨中留影。
   并不是拍风景，而是拍那雨中雪松。因为，七年半之前，钱媛不幸谢世，其部分骨灰便由她生前的同事和学生，围着这棵雪松撒了一圈。
   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包括担任北师大校友总会执行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的郭军丽。这也难怪，学校那么大，人那么多，校内的事情，未必大家都清楚。这是头一天上午去探望杨绛时，我们才从她口中得知。
   94岁的杨绛，一般闭门不见客了。她愿意见我们，可说是破例。
   计程车载我们前往。门口有军人站岗。这地址，我不并陌生；那时，我和钱媛通信，投的便是这个地址，直到她没有回信。后来才听说她不幸去世。其实我应该有预感，我和她通信多年，虽不密，但月中总由一封。久久无信，当时只以为她忙，也不便叨扰。哪里晓得她已经入院，写字也难。
   进了大门，我们沿着林荫道前行，终于找到那栋楼。没有电梯。好在是三楼，爬上去，也不太费劲。据保姆说，杨绛有时也会下去走走。
   保姆开门。她引我们在客厅的沙发坐下，我看见面前的玻璃茶几上，摆着一本7月号《香港文学》，忽然便有一种奇特的亲切感觉。杨绛从卧室出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对我说：“一直收到《香港文学》，还没机会谢谢呢。”
   礼数周到。讲话时，杨绛的思路非常清晰，且十分冷静，。只是说到钱媛去世时，她无声地流泪了。郭军丽掩面而泣。树西、仁强和我，也止不住泪水。但杨绛很快就平复心情，说：“钱媛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
   我的心一阵抽搐。视线落在柜子上镶在镜框里的黑白相片，那是钱锺书、杨绛和钱媛于1946年在上海的留影。看三人那端坐的样子，是在照相馆拍的吧。杨绛的《我们仨》，头一张相片，用的是这一张。那时的钱媛，大概十岁左右，一脸稚气，当然和后来我所认识的文静优雅的钱媛老师不大相同。1984年的那个晚上，她站在香港中文大学宾馆前挥手目送仁强和我所乘坐的车子离去的姿态，便一直定影在我的记忆屏幕中，永不退潮。那也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了。
   于今我坐在这里，以前抽象的地址，便落实成为具象。钱媛曾经生活在这里，我以前便知道，只是那却是想像中的环境；如今脚踏实地，她却已经走了。
   60年代末期在北京上大学时，正值“文革”；那时他们还住在东城的老家，有一晚，我和仁强上王府井东风市场二楼的“湘蜀餐厅”吃鱼香肉丝，饭后骑着自行车瞎逛，钻进一条胡同，他说：钱锺书就在这附近，要不要去看看钱媛？
   当然也只是说说而已。那时北京一般人家哪有电话？只靠街道的公用电话传呼。虽然那时在北京，相互串门很普遍，但冒昧登门作不速之客，特别是大学者钱锺书的家，始终不妥。也许是因为这种考虑，也许是别的原因，总之并没有去成。现在回想起来，倒真有点可惜。
   不久前9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推出九万字的长篇散文《我们仨》，不论内地版还是香港版，都热销，而且成为读书界的热门话题。陆文虎说：“虽然走笔直自在、平实，却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度。”
   “我们仨”，指的是钱锺书、杨绛、钱媛一家人，但我以为，虽然表面上杨绛写的是“我们仨”，但实际商标法她写的是独生女钱媛。附录中钱媛的手稿、书信及她为父亲钱锺书画的多张速写，都在在留下了钱媛的痕迹。钱锺书、杨绛名声太大，而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的钱媛，由于从未涉足文坛，相对而言，自然没有父亲那样尽人皆知。当钱媛因病住院的时候，得知母亲杨绛要写《我们仨》，便要求把这题目让给她，“我当然答应了。”杨绛事后追述。钱媛列了目录，但只写了前五篇，便因脊椎癌，以1997年3月4日在沉睡中去世。
   我是北师大中文系学生，而钱媛是外语系老师，她只是广义上的老师，并没有直接教过我。在大学里，隔系如隔山，不要说不同系了，就算是同系不同级，甚至同级不同班，也少有来往。如果不是“文革”中打破了系与系之间、师生之间的界限的话，我大概也不会与钱媛老师交往。
   交往也必得有个机缘。那个时候，我和外语系学生张仁强来往甚至密，他常来我宿舍串门瞎聊天。那天我们走在校园里，学校美工组正在架着梯子画毛主席挥手的彩色油画。仁强指着其中个人说：“钱媛。”在此之前，我从他口中听过那个钱锺书独生女的名字，也知道她当时在历史系任教的丈夫因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在学校自寻短见，当时他自尽的宿舍楼还拉上“某某某自绝于人民！”的大标语，名字被打叉。是仁强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她的丈夫。我一直也不敢强她问起此事，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不好，只得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什么都不说。不说，是因为当时不懂说话，如今回想，大概也是不忍触痛她内心的伤处。但从表面看来，她温文如昔，说话柔婉，但我想，所有的暴风骤雨，她都自己默默承受。
   有一天中午在饭堂吃饭时碰到她，我和她站在饭桌边一面吃饭一面聊天，说起翻译小说，提到傅雷，她说是世叔伯，但他译的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没看过。这个长篇小说在“文革”前便被视为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当然上不了中文系的课堂，甚至学校图书馆也不出借，“文革”期间更加无处可寻。我手上存有一套，便借给她看了。她看完后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我却记得，在我获准移居香港，即将离开北京时，我又在午饭时在饭堂碰到她，我向她告别，她笑说，好多年前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锺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的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说：“某房子！”原来，大学者钱锺书也被广东字“某”难倒，“某”也看成“有”了！
   我来香港后，一直都有和钱媛通信，那时我在补英语，她在信中便告诉我许多学习英语的方法，可惜我太懒终究也无所成。当然，我的资质也远远不及钱媛，即使我用功，只怕也无法长进。钱媛上大学时的专业是当时在内地最吃香的外语——俄语，留校任教后，由于教学上的需要，转向英语。这种转型，我想是人人都可以成功，但她做到了，而且业务冒尖，除了家学渊源之外，定必还有过人的智力和自身的努力。怪不得杨绛这样写她：“阿媛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
   1990年，钱媛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后经香港回北京，那天晚上，仁强在尖沙咀请她，我作陪。饭后到他当时在美孚新村的家小坐叙旧，然后我们再送她会她借宿的中文大学宾馆。当我们的车子徐徐开走，我回头一望，夜色中见她仍站在那西班牙式建筑门前挥手。这是我离开北京后第一次重逢钱媛，没想到竟有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回京后仍有书信来往，只是本来就不密，往后就越来越疏，以致音讯全无，我也不以为意，觉得大家都忙。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也不能相信。读《我们仨》才知道，她1995年腰痛求医，1996年1月住院。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她信中从没透露过。我又想起，1980年11月，钱锺书的小说《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印数达十三万，轰动一时；次年9月第二次印刷，加印四万，钱媛还请她爸爸题签赠我，由她寄来。我并没有见过钱锺书，这本书一直留在我的书架上，每次望见恍惚便闪烁着钱媛老师那温文的笑容。
   如今环顾“我们仨”一起生活过的家，只有杨绛仍在。在这个具体的环境里，我只能凭空想像，当年钱媛是怎么在这里出入的了。
   告辞时，杨绛拿出两本限量发行的精壮珍藏本《我们仨》，请保姆在扉页“我们仨”合照下面，从左至右盖上杨绛、钱媛、钱锺书的图章，送给我和仁强。她说：“送这本书，我不签名，只盖我们三人的图章。”
   究竟是“我们仨”呀！
   2004年8月11，北师大，京师大厦
   8月30日，整理于香港




回忆我的老师和同事钱媛教授
   王蔷
   光阴荏苒，钱媛老师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七年了，她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她的为人、品质和学术精神也还在不断地激励和影响着我。
   第一次接触钱媛老师是读本科的时候，我们大三的英语文体学课程是由钱媛老师开设的，当时她刚刚从英国流血回来，对她的第一印象是挺学者的、也挺严格的。她用流利而娴熟的英语、生动而翔实的举例，她的课给每个学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到了四年级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很多学生都不太敢选择钱老师作导师，因为担心她过于严格而不可能得到高分。由于当时我的选题与文体学有一定的联系，也就只好选了钱老师作我的导师。一来我对自已还有一点点自信，二来我也想向钱老师多学点东西。我完全了论文以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老师的评语，心里多么希望能得到钱老师的肯定和夸奖。但钱老师一直没有当面给予我任何评价，当时还真让我有点失落。后来读到了她给我写的评语，是一段非常客观的对论文论点和内容的描述，没有什么主观的评价。有老师告诉我，钱老师是不轻易表扬人的，没有受到批评就等于是表扬。
   真正了解钱媛老师还是我留校就要以后。1987年，钱媛开始筹建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当时我们系有一批刚刚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留学回来的老师，钱媛找到我们，让我们提供所学习过的大学的专业课程。她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比较提出了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的课程方案，当时正赶上英国文化委员会与中国教育部在中国建立英语教学合作项目，本项目申报后即得到批准，于1988年正式建立了中英英语教学项目，培养英语教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项目负责人就是钱媛。中英项目从立项到后期的发展，我亲眼目睹了钱媛教授为了付出的心血和智慧。
   由于语言教学专业在国内是全新的专业，没有可借鉴的课程设置方案，因此，参照或照搬别国的课程设计可能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国内研究生培养的需要。在与英国专家讨论课程设置的时候，钱媛教授明确坚持必须体现中国国情和学生发展需求，课程设置也需要体现英语教师所独有的知识和实践能力，除设置必要的语言和语音教学理论及技能的课程之外，课程设计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钱媛老师认为在研究生阶段仍然有必要增设语言提高类课程。因为要成为合格的高校英语教师，实际英语教学的能力和英语语言的水平至关重要。尽管当时所有学生入学都要经过国家的考试，该考试对学生语言的要求也必须高，但考试不包括口语和听力，因此学生当时入学时英语理解与表达的实际能力比较弱，国内语言环境也有限，针对这种情况，可陈设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提高语言能力的课程列入了研究生课程的必修课。可耻的第二个特点是要求所有研究生都要有一段时间的教育实习，作为必修学分，目的是为了提高未来高校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尽管当时有些学生已经是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但是，在理论指导下的教育实践和一般的教学经验是不同的，因此课程坚持所有该专业的学生都要把教育实习作为必修环节，而且教育实习不是走过场，而是在修习课程的目前同时以任课教师的身份完成一个学年的教学工作，其间有实习指导、教学反思和教学研究课程。实践证明，该课程的设置对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适应英语专业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学习和未来得教学和科研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语言教学专业的课程在国内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和教材，为了使未来得高校教师能够掌握比较好的语言学理论基础，同时又能和教学有一定的联系，影响反复思考和研究，钱媛教授建议开设两门基础语言学课程，一门是语言学与英语，一门是意义与交际。为了突出语言教学专业的特点，在专业方向类课程的设置中包括了语言学习论、英语教学论、语言测试和英语教学的设计与分析。为了提高研究能力、又陆续开设了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统计、教学行动研究的课程。此外，还开有英汉语法对比、文学阅读欣赏和英汉翻译等等课程。开好这些课程，师资是一个关键，一方面项目每年有两个英国专家授课，另一方面项目有针对性地派送中国教师赴英国学习，培养专业教师。可是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课程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开设还是有困难，英国专家也没有能力开好，一来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二来英国专家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语言教学研究的课程也没有讲授过或者学习过。例如，语言教学研究方法课需要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基础，当时的外籍专家没有这个能力。又如，教材分析与设计的课程，外国专家不了解中国学校的教材和教学的条件及需要，因而不能很好地指导学生对教材进行改编。钱媛教授除了承担语言学与英语、意义与交际两门课程外，自己又把这两门课程承担起来。研究生课程是专业性很强的课程，需要了解大量的文献资料，需要整理和选择，并且要与学生的实际需要和培养目标相结合，因此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准备，而且钱媛老师本人原来并不研究英语语言教学。但她并不因此而放弃，她借来很多书籍，自己先学习，每天都在读书，记笔记。为了上好研究方法课程，她将研究方法中用到的统计方法都制成表格，画出公式，找出很多实例，帮助学生理解，指导学生进行练习。她为此也常常咨询北师大教育系和心理系的教授，借来了中英文的各种相关书籍进行学习和研究。她就是这样，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承担了四门研究生的课程，并指导毕业论文和对项目进行管理，她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中。我经常看到她背着沉重的大书包，里面装满了她从图书馆复印的原版书籍，她从来都是用自己的微薄的工资复印教学必需的资料，每次就要花很多的钱。
   她的家住得离师大挺院的，每次来上班都带饭。她下课常常晚，有时是学生有问题，有时是她上课忘记了下课的时间，饭前饭后还常常抽时间和学生谈话，中午在办公室很少能休息一会儿。项目组每个星期都开会，讨论教学和学生的问题，每个学期她对每门课程都进行教学评估，从评估和反馈中找到提高课程实效的方法，并对课程内容和方法不断进行调整和修订，以满足学生的需要。
   在外语系，钱媛其以严谨和严格著称。她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非常负责而且坚持原则的人。有一次，一位兄弟院校的同行需要评职称，我们学校承担代评的任务，钱媛教授接受了任务。她在审查的过程中感到所提交的论文有抄袭的嫌疑，但她并不是简单地或者凭印象填写个人评审意见，而是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找出了抄袭的证据，据理力争地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意见。对于学生的毕业论文，只要她认为不合格，就决不轻易通过，她一般都要求学生推迟答辩，只有经过认真修改才能答辩和毕业。
   记得1995年的春夏季，她开始咳嗽，我们都以为她感冒了，就劝她去看病，好好休息和吃药。但始终一边上课，一边喝咳嗽糖浆，后来也去医院看了病，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可总是不见好。到了秋季，她还是在咳嗽，而且，越来越厉害，我们再次劝她去看病，但她还是坚持上课，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到了12月中旬的一天，同事告诉我她打来电话，说腰疼得起不来床了，不能里上课了。根据我对钱老师的了解，这肯定是病到了相当的程度，因为，只要她还能动，她是不会耽误学生的课的。我当时以为她总是背着沉重的大书包，一定是挤公共汽车把腰闪了，可能休息一个星期会好的。但是，谁想到她这次躺下了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初期的检查确定她得了骨结核，腰疼得不能动，住进了结核病医院。躺在病床上，她还在看书，写东西，指导学生论文。
   直到第二年3月，她的病情不见好转，结核病院的主治大夫也建议再次会诊，那次我和外语系的主任助理胡老师一起陪同主治大夫去友谊医院会诊。也是这一次我真正看到了专家的水平。当腰部的片子和肺部的片子挂在灯光下时，专家大夫立即就确诊为晚期肺癌，而同一张片子已经经过了不少大夫的分析和诊断，虽然也有过怀疑，但都没有过这样的肯定。我的脑子一下子就懵了，一点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眼泪一下子都涌出了眼眶。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清楚，但事实是残酷的。在返回钱老师住院的胸科医院的路上，我的眼泪一直在流，我真的没有想到结果就是这样。我该任何面对钱老师？在与主治大夫商量之后，我们决定暂时不告诉钱老师，因为她始终都非常乐观地对待自己的病情，而且积极配合治疗，对自己病愈充满信心。我们实在是不忍心去破坏她的心情。于是我忍着眼泪只是告诉她，她结核病的病情比较重，需要住院治疗相当长的时间，这样让她有个长期住院的思想准备。那天，钱老师也一直在等待着我们的会诊结果，当我告诉她还是骨结核时，看得出她也松了一口气。当天下午，我们分别向钱老师的丈夫和北师大的校长报告了钱老师的病情。
   在这以后的一年里，我们与医院商量给钱老师用最好的抗癌药。用药后，钱老师的头发开始脱落，开始她还戴着帽子，天气热了，她也不戴帽子了，见到我，笑着说我现在是尼姑了。我说还是个很漂亮的尼姑呢！其实，从那时起，我想她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病情，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捅破这张纸，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尽量抽出时间多去医院看望她，每次去都强忍着泪水，找些轻松的话题和她聊天，聊病情，聊烹饪，聊家常，也聊工作，她始终都非常乐观和坚强。她在病床上还完成了一篇生病前就一直想写的关于中学英语词汇教学策略的文章，在病床上她对这篇文章反复进行了多次修改，后来以孔玉为笔名刊登在了1997年第5期《中小学外语教学》杂志上。英语教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也正是她后来几年非常关注的问题，她希望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帮助教师解决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在这期间，我们还一起商量安排她的第一个博士生去英国学习，她陆续将一些工作得一一交给了我，比如，必须北师大能请北京大学的胡壮麟老师担任北师大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为研究生开设语言学的基础课程，也为北师大培养青年教师。
   回忆起来往日的点点滴滴宛如昨日，她的身影还依然清晰，仿佛她还是背着她的大包，为了英语教学而不停地忙碌着。

钱媛老师印象
   ——琐事二、三
   王星
   钱媛是我的老师，最早上钱老师的课是1981年下半年那个学期，讲的是文体学。那时钱老师从英国回来不久。班上一个同学的家长是外语系的教师，因此知道不少外语系老师的情况。从她嘴里我知道钱老师是俄语专业的高材生，留校教俄语，后来转到英语教研室，没有教课，一直编教材和字典。这次去英国留学，同去参加考试的还有系里英语专业科班出身的其他教师，结果只有钱老师考中了。也不知道同学说得准不准，总之这是我对钱媛老师最早的认识。
  钱老师的严格是上研究生以后才领教的。大四的文体学课上钱老师总是笑咪咪的，说话不快，但很清楚，每个句子都很完整。 我不记得最后得了什么成绩，也许是考查课，大家都合格。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培养方式是师傅带徒弟式的，所有的课都由导师一人包了。不幸的是我的导师突然病故，丢下的课程就由系里其他的老师上了，课程计划也重新做了安排。上课的老师里就有钱媛老师，讲的是文学分析阅读类的课。课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钱老师打给我的成绩我一直记得，B-，还有一句评语：读书不够。我的成绩一直都，外交还常常给A＋，因此B－是个很大的刺激，后来知道其他几个同学更惨，只拿到C。钱老师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没有问什么答不出来的问题，不知道是老师手下留情还是我准备充分。钱老师指导的学生答辩时我也去了，我们住同屋，我去给她助威。钱老师请了北外的一位老师，那个老师问了一个问题，我的同屋卡住答不上来，钱老师顺着话题接连提了几个问题，还特别要求我的同学解释一段话里的一个字。我同学来了一个长考，半天没吭一声。答辩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学生们在门外等着，那同学有些沮丧，怪钱老师不帮着解围还追着提问，我说你解释一下那个字不就完了，她说不根本不认识那个字。也怪不得老师，同学的担子也太大了，敢带着生字去答辩。钱老师在外校答辩时投反对票的情况是有的，甚至还有传言说钱老师的学生因此也被别人“严格”了一回。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时而会听到留校的同学说，在钱老师手下干活不容易，他们说钱老师太认真。
   钱老师讲课、做事认真严谨，一板一眼，后来眼睛花了，胸前老有一根细绳挂着一幅花镜，学者的风度更足了，让人觉得钱老师除了读书、教书、写字，大概不会别的，也不会也兴趣，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其实钱老师和我们一样，喜欢聊天，谈谈家常。我毕业后也留在师大教书，与钱老师不在一个办公室，又不坐班，平时不天天碰面。碰到一起赶上都没有急事就聊一会儿。记得内容似乎大多是家事，也许我把正事都忘了。钱老师讲她爸爸的腿特别难对付，买一条老头满意的毛裤极难。有一天钱老师很高兴，说是买到一条非常软的羊毛裤，老爸穿着舒服了。钱老师还得意地讲她以前怎么织毛绒手套，要保暖又要灵活，她怎么把一个指头分开，好像别人都不那样织，是她自创的。我常常跟钱老师讲我儿子的故事，她听得很开心，还常给我支个一招半招的。我儿子属于顽皮一类的孩子，九、十岁时读课外书，不看《三国》、《水浒》，只喜欢《西游记》，看得最开心的地方是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指根儿上撒尿那段。我讲给钱老师听，她乐不可支，表示非常理解，说她自己也特别喜欢《西游记》，不喜欢《红楼梦》。钱老师画画的才能我早就听说过，开会的时候经常能看见她一边听会，边在纸上画东西。有一次我们出去开会，一起逛街，我说有合适的衣服想买一件，时不时拿起样品往身上比划，钱老实说你不适合穿绿色的衣服，我当时没有问为什么，但直到现在都不敢买绿衣服。那次开会，我和钱老师住在一起，她每晚都要给家里打电话，和她妈妈唧唧咕咕说家乡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她还老问我听懂了什么，我说一个字也不懂，她就笑，然后她就讲家里的事。钱老师家里请了一个阿姨，我识字，过日子很仔细，从不乱扔东西。一次有人给钱老师的爸爸寄了一个包裹，上面写着家里的地址，中间是“钱锺书收”，再下边是落款。东西拿出来了，包裹皮尔阿姨没舍得扔，缝着做围裙的里子。阿姨每天都围着钱锺书收的围裙做饭，还上街买菜。我们俩笑得前仰后合，我问你妈妈没写下来么？钱老师说我妈妈现在不写了，要不然一定是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还谈到了杨绛先生。钱老师说我妈妈这辈子很吃亏，妈妈跟爸爸一样有才，但是爸爸更有名气，很多人有这样的心理，你们一家有一个就行了，所以妈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钱老师身上总有一种书生气。她是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参加外语院校的会经常要坐台上，与台上其他人相比钱老师脸上总是隐隐露着一丝拘谨，好像不太自在。钱老师从来不做激昂慷慨和语重心长式的讲话。她讲话平静、中肯、真诚、不媚俗、不圆滑、不世故。钱老师做学问非常精细，但是得对自己的生活很粗心。有一天清早她竟然穿了一只黄鞋和一只黑鞋来上班。出门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到了学校才发现两只鞋的芫颜色不对，后面跟别人借了一双鞋，我在走廊里碰到她，她指着鞋直乐，说差点到教室里出丑。钱老师发病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咳嗽。我问过她好几次看了没有，每次她都说没事，老毛病了，以前得过气管炎。钱老师回家的路上有个药店，还有个坐堂大夫，她就时而去药店自己买止咳的药吃。学校里组织体检钱老师很少去，总是说没时间，也太麻烦。后来出现了腰疼的症状，她以为不小心扭伤了，正巧楼下住着一位大夫，看了也说是扭了，还给钱老师做了按摩，但是情况一直没有好转。那时碰到钱老师总要问到她的身体怎么样，她说有时回家坐公共汽车腰疼得厉害，必须靠着扶手站着，后来腰疼得不能弯身，晚上洗完脚不能擦脚。钱老师说她不想叫她妈妈知道，就自己找根棍挑着毛巾擦脚。钱老师讲到她的病没有丝毫的焦急不安，说到想办法擦脚还略带点得意，因此我从没有想到她的病会有那么严重。住院的时候我们去看她，她的表情一如既往，一副女学生的样子，指着床头柜上一瓶罐头笋乐呵着说，我在这儿骗吃骗喝。笋罐头是一个学生送来的，听说钱老师喜欢吃笋，送了一箱。
   钱老师和我见过的病人都不一样，系里因病去世过几位老师，其中一位垂危之实际是我和其他老师深夜急送到医院的。别的病人后期都憔悴不堪，精神涣散。钱老师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她一直有精神，有说有笑，也许这是她的天性。她不喜欢《红楼梦》大概是不喜欢里面多愁善感、纠缠不清的故事；喜欢《西游记》，大概孙悟空的调皮更合钱老师退不掉的童心。
   我经常做做梦，钱老师去世后的第一周里，我梦见钱老师两次。我一直不以为钱老师的病很重，至少恶化得没有这么快，所以听说钱老师去世了，心里很遗憾没有再去医院看她一次。一天部分晚上做梦，我们在校园里劳动，老师学生分散在各处。校园像个巨大的四合院，都是平房，园子套园子，有许多的拐角。有个学生跑过来对我说钱老师找你。我问在那儿，她伸手往后一指说在那边。我顺着方向走过去，没见着钱老师，问在那儿劳动的学生钱老师在哪儿，他们说刚才还在，可能到那边去了，又给我指一个方向。我就这样一处一处地找，每一次学生都说刚才还在，可是总差一步。我找遍了几乎整个校园都没有找到，有一次都看到背影了，等我赶过去人又没影了。我最终也没有见到钱老师。钱老师去世前没有去看她，不知道她最后的样子，在我脑子里始终都是那个白净、温和、睿智，有时略带俏皮的印象。
   2005年3月

富有情趣的钱媛
   祝华  李嵬
   了解钱媛老师的人都非常钱老师并非一味读书，她的情趣极为广泛，她非常喜欢花草。在英国访学期间，她常常到朋友Elma家做客。两人谈得最多的便是Elma租的“自用地”，从花园的布置设计到蔬菜的培植，钱老师都很感情趣。她在英国住学生公寓，常常有人把养不活的或者搬家拿不走的盆花丢到楼道中人其自生自灭。钱老师碰到了总要拿回房间里饲养。说也奇怪，叶子对蔫了的花到了钱老师手里很快就恢复元气，长得郁郁葱葱。几位朋友对钱老师佩服极了，连说钱老师有“green  fingers”（绿手指），经她手指碰过的花草是要常绿不败的。她有一个美丽的花草标本集，里面的干花都能说出名字，在哪儿采集的，其中许多是她在英国和美国访问时收集来的。
  钱老师画的画也很棒。她曾到工厂劳动锻炼过一段时间，跟着工人师傅们学活。工人师傅知道她能画，要她画图。她在学校画的是美术画，炼钢厂的图是实用的。她特地买了专业的书，用心学习。师傅发现钱老师的图纸画得好极了。这以后，凡是需要画画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钱老师的身上。恐怕是这个原因吧，师傅们对钱老师好极了——这是钱老师回忆起工厂劳动那段日子里常常提到的一句“评论”。现在外语系英语专业使用的钱老师编写的语言学讲义里，还有她为了讲解语言产生和理解接收过程而亲自画的两个逼真的人头像。
   心灵一定手巧，这在钱老师身上是千真万确的。钱老师的生活中有许多“发明”和“创造”的例子。她有一本封面格外雅致的记事本，淡淡的灰色衬着银粉色的小花。记事本的封面最初是暗淡的灰底，烫着赫然的金字（大约是某个单位的名字），钱老师觉得俗气，便将一张收到的新年贺卡上的画剪下来修饰在金字上，这样一来，本来要束之高阁的东西一下子变得灵秀可爱。还有一次，一位朋友过生日，家人准备了一束鲜花，但左看右看觉得太平淡，似乎还缺点什么。钱老师略一思索，拿起一张彩纸叠了叠，随后剪出了一个很艺术的“寿”字，点缀在鲜花中，顿时鲜花生“情”无限。她的学生也常常收益于她的别出心裁，“教材评估”中，许多英文文字游戏的纸牌和模型都是她亲手制作的。
   钱老师对食谱也是颇有研究的。对她来说，如果有时间，做一道好吃，好看的菜和甜点也是一种艺术创造。她也喜欢弹钢琴，听音乐，翻番风土人情方面的杂志。
   热爱事业，又生活得有情趣，恐怕是钱老师的心中所求。

尊师重教
   ——纪念我的老师钱媛
   张仁强
   2004年8月初，我回到母校北京师大，参加海外校友会会长论坛。师大校园已天翻地覆改变了面貌，而我仍然追忆着旧师大。我漫步到文史楼，文史楼依然在，周围环境却变了。文史楼前的桃花树不知何处去了？我想起钱媛老师，我们经常在桃花树下开会，读社论，讨论当前形势。会开多了就变闲聊，闲聊多了就变成谈心。钱媛穿着蓝色整洁的长外套，脸色和挑桃花相映红。眯眯的眼睛，薄薄的嘴唇露出小巧而洁白的小牙，一直是带着笑容，从来不讲废话。她像天使般，带来春风，小组开会从来没有争吵过依稀见到钱媛依旧站在桃花树下，穿着浅蓝色的衣衫，隐隐可见那娇小玲珑的倩影，梳着整齐的短发，朴实而美丽。我沉醉在美好的回忆中。能否在文史楼前竖上钱媛的铜像？文史楼会不会将来也被拆掉？……还是成立“钱媛教育基金”最可以宣扬钱媛平凡而高尚的品格，宣扬尊重师重教的精神，让钱媛永远活在人们心上。
   钱媛和我的感情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文化大革命”最容易看到人性的弱点，也能看到人性的真挚情感。当时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北师大外语系的班上有一个同学，叫刘月英，来自山东农村。家里出了状元，她家里千方百计给她弄了一床新棉被，她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被子，再跟别人同盖一床被子了。“文革”一开始，她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她陷入了漩涡，忍受不了巨大的压力，不堪忍受对她人格的侮辱，终于从宿舍四楼跳楼自杀，但她没死却瘫痪残疾了。由于残疾不能参加毕业分配，她被遣送回老家一个连棉被都买不起的家。钱媛每月给她汇去10元人民币，当时的10元相当以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是钱媛七分之一的工资。后来钱媛每月供养刘月英，一直到她去世。她爱护她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学生们也在默默地保护着她。
   1972年，我们要分配了。我不能分配到福建和太太一起。我不愿过牛郎织女的生活，大胆寻找理由向校访申请出国，当时很容易上纲为叛国罪的。我告诉了钱媛，当时我急需200元，我向钱媛借。翌日，钱媛把钱交给我，不问缘由，默默无言。从她的眼神，我看到了忧虑。不久，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我拿出通行证给钱媛看，并把钱还她。她笑了，她从笑容里送出了一串串的祝福。
   1990年，她从英国回北京时，路经香港。她约了陶然和我等人见面。十多年了，我们又重逢，有人很惊讶，怎么这些中年男子竟是你的学生？她笑了，套然和我也乐了。她那白里透红的脸蛋永远挂着亲切的笑容。她依旧是钱媛，我们心中的天使。
   她没教过我一堂课，但她在桃花树下无私地传授了智慧，真挚的关怀和友爱。“文革”中唯一的好事是把我们师生的情感升华到人性真正的情感，真挚，关怀，友爱。跟当时的社会动荡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爱惜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钱媛永远是我的老师。
   8月中旬，北京天气仍然炎热，我们四人：郭军丽、涂乃贤（陶然）、我和我太太，到三里河拜会钱媛的妈妈杨绛先生。我们的心和北京天气一样热情澎湃。杨绛先生个子和钱媛一样娇小。94岁的杨绛清秀洁白，思想敏捷，一派学者风范，令人肃然起敬。我握着她老人家的手，她那使人感到亲切的脸孔，两眼闪耀着泪花。我的泪水涌出双眼，久久不能言语。她老人家说七年了，钱媛在1997年去世，至今整整七年了。或许是上天的意志，中国人的风俗七年忌辰。七年的今天，在北师大成立了“钱媛教育基金”。杨绛说，钱锺书先生有知，也会感激的。我说寸草之心难报尽春晖，钱媛是我们最怀念的老师，轻松和温馨的会见，我顺手折叠了一只纸船，是钱媛教我的，我也不知为什么还会记得有点复杂的叠纸。杨绛拿在手上说：“这是龙船，是我教钱媛叠的，我也忘了。”她小心翼翼把它放在书桌上。点点滴滴有关钱媛的回忆，她老人家都那么珍惜。她说钱媛是她生平杰作。我跟她说你的杰作是我们最杰出的老师，我班上同学知道我会见你，叫我转告你，我们大家不会忘记钱媛老师。杨绛还告诉我们一进外人不知道的事，钱媛走时，师大外语系师生恳求她留下部分钱媛的怀念。快乐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只好依依告别了杨绛先生。
   8月12日晨，回港之前，我们四人到钱媛雪松拜祭。天亦有情，细雨蒙蒙，雨水吹拂到我们脸上，泪水交加。我们决定为这棵雪松立一块碑：敬师松。让钱媛像这棵雪松一样，永远屹立在人们的心中——尊师重教。

钱媛二三事
   崔曙华
   我是钱媛的中学同学。1996年5月，听人说，钱媛得了骨癌，住在温泉的胸科医院；她的父亲也因病重，住在北京医院好几年了。一家三口病了俩，而且两家医院离得又那么远，她母亲已是八十好几的人了，一定累得够呛，不能不能常到医院去看她，于是我就约了她中学的同桌王麟华一起去温泉看看她。
   那时钱媛躺在病床上已有几个月了，骨头很脆，一都就要折，连翻个身都不行，还在坚持写教案、带研究生，我们望着瘦弱白净、声音细小的她，心痛极了，不知拿什么话来安慰她。聊天中，提起我前些日子看到的一篇文章，说钱媛的父亲（钱踵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让自己的女儿代替秘书的工作……就问她是不是有这回事？她一听就说：“没有的事！我父亲从来都要求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怎么会让我给他当秘书呢！再说，他会好几门外语，我给他当秘书还不够格呢。”我看她有些激动了，直后悔不该问她那事儿，赶紧改话题：“我看过你们一家人的照片，你长得挺像你妈妈的，她老人家是不是长得也特白净啊？”她乐了：“我以前曾开玩笑说：妈妈的皮肤像牛奶，爸爸的像咖啡，而我的则是牛奶加咖啡！”说罢还拿出相册给我们看，说：“你们看这张，我妈给我爸理发的相片，就是我给他们拍的。现在我每晚都和妈妈通电话，总算能了解一些他们的近况。我没生病的时候还能换着样儿给他们做菜吃，现在数我妈最累了，我最担心她的身体。”你看，她病成这样，最牵挂的还是爸爸妈妈。


片断的回忆
   王麟华
   同窗
   我与钱媛同窗一截半，记得在1954年的春天，我们一班来了一位梳着短辫、皮肤白皙细嫩的文静小姑娘。她个子不高，坐在前几排，正好与我相邻，我们俩的脾气、性格有些相似，于是在课余时间总有说不完的话。她喜欢读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我也是。记得她最爱评论契诃夫的作品，如《套中人》等。她个性娴静，不喜张扬（当时我们都不知她是大学者钱踵书的女儿）。
   她的学习很轻松，也不追求高分，各科成绩一般都在85分左右，但俄语成绩是顶尖。毕业那年她报考了北师大俄语系，以她的天分完全可以考取第一名校北大，但她没有丝毫的虚荣心，倾心想去当一名外语教师，我从心眼里佩服她。
   聚会
   我与钱媛自从1955年夏分别数十载，直到1994年2月中学班老同学聚会才相见。她比少年时胖了不少，但还是那张胖乎乎白里透红的脸蛋，一头浓密的黑发，一点也不显老，而我那时已有缕白发爬上了头顶。那一天我们尽情欢乐，畅谈。散会时我们一起走到公交车站，她背了大包匆忙挤上一辆汽车，说是要赶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她爸爸。此时的钱媛同学已事业有成，担负着大学系主任的职责，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病中
   不料自那次聚会一年后的冬天，钱媛竟病倒了，住入西山脚下温泉附近的胸科医院。翌年春天我去医院看望她，她看见我很高兴，谈笑风生，谈她的工作、她的学生（那时她仍在带研究生），还是一头黑发，看上去她的精神挺不错。我虽听说过她的病相当凶险，但我相信她一定会康复的。
   到了夏天我约了崔曙华、易曼萍同学一起去看望她，这时她的满头黑发已经脱落，我的心为之一颤！但她还是满脸带笑和我们聊得起劲，还拿出她家的相册，指点着给我们看，从照片上我们看到她学会了做一手好菜孝敬父母，她是个很孝顺的女儿。
   第三次我们去看她大约是在1996年11月底，此时的她身体已很衰弱，打着吊针，进食已很困难，每星期要抽几次胸积水，医生不让她多说话，但她还是微笑着看着我们。看护她的刘阿姨坐在床边轻轻地按摩着她的腿，她正忍受着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我拿出一张我刚从九寨沟景区拍的照片送给她，她轻轻地说：真好看。临走时她握着我的手苦涩地笑了一下。没想到这一次见面竟成永诀。
   1996年底与1997年初不断传来钱媛病危的消息，心里很惦念！想去探望但又不敢去打扰。3月4日夜里我忽然梦见了钱媛，她向我款款走来，说了声：“我要走了！”就匆匆飘去。第二日晚同学来电话告知钱媛同学已于3月4日下午仙逝，我不禁泪下如雨。
   钱媛同学一生工作成绩卓著，是位非常杰出的英语语言教育家，她的早逝令我们痛惜不已。
   2004年8月

给妈妈的信
   杨敏
   “亲爱的小敏：收到三里河的信，听说你听见我的声音哭了，其实我也十分想念你们……”
   亲爱的妈妈，这是1978年你在英国留学时写给我的信中的一句话。是的，26年前听了体的声音我了，2004年的今天，每当我想到你，我仍然会哭；26年前你在英国时我想念你，2004年的今天我更加想念你。
   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在这七年里，我多次在梦中因见到你而哭醒，在我心底里，失去你是永远的伤痛。知道那道伤痕永远存在，我轻易不敢触动它，因为它实在很痛！！！你的位置无人能代替。
   回想起跟您一起生活的20多年里，你给了我们那么多，那么多。你是用心在爱着我们，用行动在教育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在我人生路途的每个“结骨眼”上，是你一次一次地支撑着我，陪伴着我走过来的。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对你的感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今天我对你说的一切，希望你能听得到。
   亲爱的妈妈，还记得1976年我在北甸劳动期间，遇到感情问题的我是多么彷徨，多么无助吗？那时最先想到的人就是你，我写信告诉你事情的经过，很快你就给我回了长长的信，教我处理的方法。听了你的话，这件事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1978年我第一次高考失败后，你鼓励我再考，为我提供英语录音带，告诉我要学会自己学习，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字典是最好的老师。你给我买词典，教我怎么挑词典，怎么用词典。你用你胖胖、肉肉的右手熟练地翻词典的样子至今仍在我眼前。
   1979年高考前，为了让我个好的温习环境，你让我住在一里河样样安排周到。我清楚地记得，三天高考的第一天，下楼推自行车出6—2—6门口时，树上的喜鹊对我叫了几声，我知道是外公外婆和你带给我的好运气，果然，1979年我顺利地考入了北师大。
   接下来的四年，在你的鼓励下、帮助下，我努力地用功，终于毕业了。毕业后感情、身体出现问题，这可让你操了不少心。后来你告诉我，经常担心得睡不着觉，直到看到我有了好的归宿，你才松了口气。辛苦你了！
   我来香港后，你仍关心着我的生活、工作，给我买书、词典。虽然那些年我们没住在一起，但我们的心没有分开过。
   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七年了，但你的身影、发育还常出现在我脑海里，点点滴滴永世难忘。
   每逢星期六傍晚，你总是背着沉重的大书包，手拎大包小裹的食品，一边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一边风尘仆仆地进家门。开饭了，你给我们将你听到的、看到的新闻，我们吃的津津有味，也听得津津有味。星期天下午是咱们俩的，咱们去买书、买衣料、买吃的，用你的话说是“贼不空手”。你永远像个圣诞老人，买了东西分给大家，穿的吃的用的，人人有份。忘不了最后一次去医院探望你时，你还掂着给我买的一件湖蓝色衬衫放在三里河家的柜里……
   你多才多艺，会画画，会织毛衣，会设计东西……很有品位，可惜生前一直没有时间做这些“好玩”的事。记得我们每年回北京，亮亮最喜欢的人是外婆。你教他画画，给他讲故事，疼他、爱他，所以一旦外婆出现在他面前，他就黏着你不放了。别看他那时才四五岁，但他至今仍记得外婆跟他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
   亲爱的妈妈，你一个人像被“劈”成许多瓣，工作、父母、婆婆、丈夫、孩子……每个方面都照顾周到，惟独忽视的就是你自己。你为了省几个小时曾多次“逃避”学校的体检，还得意地对我说，“我又逃掉了，可以多做点事儿。”结果是自己的身体垮掉了。
   亲爱的妈妈，你走得太到早了，现在我只能把你送给我的苏格兰小士兵、荷兰的小鞋子，你的录音带及信好好地保留着，看到它们就想到你，我把得你的思念深深埋在心里。
   我们会像你一样：认认真真工作，清清白白做人，平平淡淡生活。
   爱你的、思念你的敏。
   2004年9月2日

我心中的钱媛
   程结贤
   1951年夏我从上海来京开始考入女十二中，与钱媛同班且同是住校生，因为她也在上海住过，所以格外亲近。可惜一年半后她因病休学就不在同一年级了，但我们的友谊却从未间断过。就在这一年半里，她曾多次带我去她家，钱伯伯和钱伯母都非常风趣和平易近人，还常留我在她家吃饭。当钱伯母得知我就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邻居家的后代时，还告诉我那个时代我们家的一些趣闻。我和她家的关系也就更深了一层，和钱媛就更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记得《围城》出版后，我曾去她家向钱伯伯要她这本巨著，他说：“啊呀！已经没有了。”过了一会儿，忽然他把唯一的钱媛已签名保存的那本拿来给我，在钱媛签名处的前后写“钱踵书从“钱媛”那里取来奉赠”并盖章。钱伯母也签名送给我们多本她每次新发表的著作，如《干部六记》，《倒影集》、《将饮茶》、《洗澡》等，直到2002年春节我去拜年时，她还送我一本新译著《裴多》，可见他们得我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厚爱。这些书都值得我家永永久珍藏。下面想从几件使我终生难忘的小事看名媛的为人：
   1.由于我父亲去世，故上大学时经济拮据，一次她到我校给我送来15元（当时几乎是我两个月的伙食费）；
   2.70年代初，她知我的孩子喜欢画画，便寄来许多精装的画册，培养了孩子画画的兴趣，至今他还念念不忘；
   3.80年代中期，我从东营来京出差，因她工作极忙，只在离京的那天约好在电报大楼见面，她匆匆赶来，相互聊了很多。我忽然想起我的缝纫机皮带断了还来不及买，她说：“你别着急，我一定买了给你寄去。”果然不久就收到了包裹；
   4.1990年初我的老大已婚，那时大家的工资调整得还不多，可听说生小孩费用上当到数千元。一次来京我们聊起此事，很担心将来儿子生小孩也生不起了，因为我还负担两个寡母的生活费用。不久她来信让我别担心，说和她妈妈说好了，到时候会帮助我的。虽然此事一直未成事实，但也使我终生难忘。
   5.80年代期间，另一位中学同学的女儿为出国曾请钱媛教外语，虽然她的工作极忙，仍尽力挤出时间去教。
   她在繁忙的治学过程中还关心着别人的小事，她真是一个忘我的人。
   钱媛曾先后两次赴英国留学及作访问学者，她曾告诉我，国外的假日特别多，每当假日，所有的同学大多出外旅游，有时整所学校只有剩下她一个人。即使漆黑的夜晚，她也一人遨游在图书馆的书海中，常常爬在高高的梯子上查阅各种她所需要的资料。她认为这是一种最大享受。当时出国回来的人一般都购置彩电、音响等几大件，而她却带几箱特重的精选书刊，博得她父母的常识。以后，北师大的外文期刊均由她经手选订，可见她的水平了。
     1996年秋得知她病重住院，立即去看望，那时她只能平时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但却没有一点悲观情绪，依然亲切地对我诉说，因她爸爸也在住院，她妈妈每天要去探望，她不忍妈妈再为她担心受累，所以尽量隐瞒自己的病痛，每天只是通过电话使她妈妈放心。
   每次去医院看她，她一次比次虚弱。她一次比一次虚弱。有一次几个同学一起去，还见到钱伯母和钱媛的丈夫，她的床头床边仍摆着各国的字典及资料，说明她仍在做学问。另外，还有些博士论文需要她审阅。这些使我们都十分感动。我还曾收到她这期间寄来书写工整的三页菜谱，是她多年来为她父母改善膳食积累的。我猜想这是她在用功后的一种放松或是排遣疼痛的方法吧！这菜谱已被许多同学复印留作纪念了。有时我也通过电话慰问她，记得在她去世前不久的一次通话中，她还对我说起北大一个教授说若早知她掌握如此丰富的资料，早就该和她合作了。说明她心中想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
   钱媛是我一生中最敬重最爱戴的知友。她和她的一家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认识到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大写的人，她将永远活在我心中。
   2004年8月19日晚
   程绪贤，北京女十二中钱媛的同学，清华大学毕业，北京石油大学副教授。
   

我的继母钱媛
   胖胖
   继母钱媛去世已经七年了。通常当一个人离开大家之后，他或者她就会在家人的记忆中渐渐地淡化、远去，没人能够例外。是杨绛外婆的《我们仨》又把钱媛鲜活地带回到我的眼前。当我读到一些熟悉的人物与往事，有时会在心里浮现出一丝会心的笑。在“他们仨”的人生旅途中，我只是在某一个路段与钱媛相遇，并得到了一些她的帮助。
   我父亲与钱媛结婚时我18岁，刚刚到工厂上班。当时我并没有像现在一些家庭问题专家说的那样，对父亲再婚感到很不安。因为“钱媛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不像个“后妈”。那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反正爸爸应该再结婚，那么钱媛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果然，钱媛在进入西石槽杨家的生活之后从一开始就与我和妹妹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着，从未让我们感觉有“继母”的感觉。同时，我俩从她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她对我们的人生轨迹有很大影响。比如说我在25年前上大学时从未想到过由钱媛辅导的英文会对我的一生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为此我永远感谢他！
   记得钱媛从英国学生回来之后，就从我爸爸手中接过了给我上英文课的差事。当时我学英文的出发点只是在体育运动课之余找个有益的消遣，因此学习的过程肯定会比现在学生“目的明确”的学习要有趣得多。我刚刚上钱媛的课时有些怕，因为她职业性的“诲人不倦”常常让我消化不了。比如我问她一个小问题，她会引经据典地把那事的祖宗八代查出来讲给我听。从书房追着讲到厨房，你不听都不行！后来我也习惯了，把问题留到最后再问，这样她讲多少我就听多少，不明白也先听着。还甭说，钱媛当年告诉我的一些知识与方法至今仍在起作用，并未过时。现在有时身边的人会提出一个有关英文的问题，我答不上来，总会遗憾地说：要是我妈在就好了，她会让你“听不了兜着走”！我与钱媛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就是英文字在我们脑子里是彩色的，如果拼写错了会有颜色不对的感觉。但是我们的颜色感不同，因为交流一下个字是什么颜色也是我们英文课的一件乐事。
   钱媛不是一个擅长家务的家庭主妇，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她。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钱媛会尽量以其他方式弥补自己的这一“缺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六她该回西石槽的日子我会很盼着她，原因是她经常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从北师大到灯市口的这一路是钱媛买东西的路线。夏天经常是一大饭盒新街口丁字路口的四川凉面，秋冬天则是平安里一家清镇肉店的上好牛肉。有时她会特地在灯市西口早下车，走到王府井东来顺去买那里特别的大块肉羊肉串，或者是牛肉馅饼。有时还专门去崇文门内的“春明”去买那时很稀罕的西式点心。因为要买东西，她一路要几次换公车，经常到家很晚。如果是冬天，很早就黑天了，我们在家准备好了晚饭等着她。有时快七点了，我爸总是说：“先吃吧，妈可能马上就到了。”往往是我们刚坐下来吃饭，门开了，妈随着冷风背着大包小裹进得门来。她总是走得脸红红的，脑门冒出汗珠。一边急匆匆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我们习惯了她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晚上。饭后我们通常看电视，电视剧居多。钱媛从没有时间或耐心看完一部电视剧，但又舍不得对此“孤陋寡闻”，因此她总是提前看电视节目报，用这种“cheating”（作弊）的方式了解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然后得意地告诉我们：“后来……”对此，我们很有“意见”，认为她把悬念给破坏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些年，直到腰痛迫使她改变了生活的内容与习惯。我们也就失去了这样的温馨周末夜晚。我感到庆幸的是当我们现在提出钱媛的时候，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她在医院中的形象，而总是她满脸通红，急匆匆迈进家门的那一刻。那是一个买路而充分活力的钱媛，她一直是这样的。

一本新书：《我们的钱媛》  三联出版社出版
   钱媛同志生平
   钱媛同志1937年5月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并留校任教；1966年转而从事英语教学；1978年公派到英国兰开斯脱大学进修现代英语及语言学，1980年底学成回国，从事英语高年级及研究生专业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年晋升为教授；1990年春，钱媛同志到英国纽卡塞言语系访学，从事英语语言和文体学的研究。1993年，钱媛同志被聘为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钱媛同志曾任外语系副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外语系学位分会主席；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师大外语系中英合作培养研究生项目的中方负责人以及英国《诗学与语言学学会》会刊《语言与文学》的中国编审。
   钱媛同志196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作为一名党员，钱媛同志严守党的纪律，处处以身作则。她不图虚名，不谋私利，脚踏实地，勤于研究，专于业务，始终恪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钱媛同志为人正直，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对同事、对同学满腔热忱，以诚相待。1996年，钱媛同志被评为北京师大优秀共产党员。
   钱媛同志治学严谨，乐于助人，毫无保留地与人共享知识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年青教师，她更是循循善诱，爱护有加。钱媛同志以其刻苦精神掌握并精通英、俄两种外语，一直从事外语教育工作，成果卓著，受到师生好评。她是一位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几十年的默默耕耘，无私奉献，钱媛同志为外语系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她负责主持的中英合作培养“英语教学”研究生心目，五年中培养了研究生和助教班学生九十余名，成绩斐然，是英国海外发展署和文化协会誉为“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并于1990年、1996年分别获得北京师大教学管理成果奖和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近年来，钱媛同志为研究生开设“文体学”、“语言学与英语”、“语言交际与意义”、“英语教学的研究方法与统计”、“英语教材分析”等多门重要课程。钱媛同志热心高等院校教育工作，曾为国家教委起草《高校英语专业文体学教学大纲》，供我国高校参考执行，这为我校及全国高校英语专业文体学教学的发展起了开拓性的推进作用。她以其文体学的独特见解，帮助许多兄弟院校开设《英语文体学》（第一册、英语版），发表了《英语语言节奏和英诗格律的关系》等论文，并参加英语词书的编撰工作。生病住院期间，钱媛同志始终关心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工作，并定期进行指导。在病榻上，她还为国家教委“外语专业二十一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课题撰写了研究提纲。钱媛同志一直关心着我校外语系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外语教学》杂志，在病中还为其撰稿，以了却她曾经许下的诺言。
   钱媛同志——一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一年多来与病痛进行了顽强而艰苦的斗争，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直至最后一口气。钱媛同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生。她的不幸适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极大损失，也是我国外语教育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深切痛惜失去一位好党员，好教授！
   钱媛同志，安息吧！
   
   编后
   时光流逝，钱媛去世已有八年，但亲友师生心中的钱媛并没有随着时光一同消失。
   去年9月，钱媛的两位香港学生特回北师大母校，一位捐助100万港币建立“钱媛教育基金”，另一位在《香港文学》上刊出了《纪念钱媛特辑》，在香港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关注。许多钱媛的朋友学生闻讯纷纷来信来文，要求参与。为此，三联书店在《香港文学》已刊的10篇文章的基础上，又增集了19篇文稿，并请得杨绛先生同意，把她的《尖兵钱媛》一文作为代序，结集出版。
   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钱媛真诚和积极的一生，相信将会带给我们极大的激励、认真的思索和深深的敬意。
   2005年4月15日

"坚持"是超越一切的词了.